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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灯的诗生活

用心爱人!用心写诗!我的诗融入了我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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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方舟:社会学式解读是一种对诗歌的真正伤害  

2009-12-21 09:42:05|  分类: 摘录:文坛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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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式解读是一种对诗歌的真正伤害

——《在路上——东莞青年诗人诗选》编后记

 

方舟

编完《在路上——东莞青年诗人诗选》,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冥冥中我似乎喊住了这座城市同行者的灵魂,让他们歇下来烤烤火,暖暖身子,但这些执意的灵魂终将我抛弃,继续赶他们各自的前路——就在我编辑这本诗选的两年间,众多诗人离开了这座城市,众多诗人又加入进来。我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一座城市的精神重量和心灵密度,它的负重与前行,它的离散与集结,它的乡愁与冲动,它的趋同与变异,它的纠葛与同情,它的悲悯与牺牲。而这些,都是我从近100位青年诗人、达3万行诗歌来稿中(最后精选76位诗人、上万行诗歌)阅读所获得的体会。我无意因为一本诗选集就可以放言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提供实证和旁证,或为一个时代的诗歌版图提供了一种审视的“色块”和经纬,但至少它为一座城市的“人类”提供了一种真实的心灵填充和精神铺设,它如此真实而鲜活地存在我们的周围,而且支配着我们的城市生活,作为深潜纸上的历史心跳,它终将为历史所收藏与回望。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诗潮风云际会,但人们依然只有对南京、成都、北京、上海、武汉、南宁几座诗歌中心城市了然于心——大量的诗歌精英集结于文化中心城市,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构成了一个时代的诗歌事件和诗学运动的风标。然而当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实现重大转型,并伴随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的蔚然成风,乃至世纪末互联网时代的悄然登陆,中国诗歌的写作迅速向二线城市和边缘城市滑动,在根本上消解与瓦解了这种文学的中心主义,呈现出中国诗歌写作的新景观:草根意识的苏醒与地域性写作的勃兴。

东莞作为中国变革时代的先行者,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为中国诗歌运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验场所,大量怀揣车票的青年梦想者(我一直排斥“打工仔”这个词)踏上这块令人心跳的土地,他们从青春期的躁动到目击者的敏锐,从个体抒怀到关注底层,从生存境遇到理想诉求,他们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诗学命题:存在与真实,命运与尊严。这个基本的命题让他们避开了诗学界的纷扰,直接进入了一种更为真实而有效的写作。所以,当诗歌界在众多“主义”无功而返时,批评家们开始蓦然回首,在临海千年的东莞灯火阑珊处,却清清楚楚地站立着一群为这个时代的命运加班和呕心沥血的诗人,他们执着的背影和坚实的词语成为一个时代诗歌最有骨肉的部分。

参与东莞诗歌讨论的中国诗评家几乎无一“漏网”,从中国作协的诗刊主编到大学的专职研究者,从年鉴派诗选家到民刊的主持人,他们把目光都纷纷投向上了这个在中国文化诗学座标上籍籍无名的城市——东莞(从九十年代上半叶诗坛泰斗艾青为航亿苇、方舟的海平面诗社题词鼓励,到老诗人屠岸、李耕、李士非、野曼、韩作荣、刘福春、杨匡汉、宗鄂、雷霆、张同吾、欧阳翎、杨光治、林莽等对东莞诗人的推荐;从广东作协郭玉山、杨克、温远辉等诗人对东莞诗歌的长期跟踪和关注,到中国作协知名评论家雷达,诗刊社掌门人叶延滨、李小雨,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对东莞诗人的重点发掘;从大学职业评论家谢有顺、张清华、张德明等一大批论者的宏论,到诗选刊主编郁葱,诗歌月刊主编王明韵,星星诗刊主编杨牧、梁平,南方文坛杂志主编张燕玲,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等热情捧场),东莞的诗歌群体的“冒进”一直与中国诗歌保持着同步的对话态势。这是令东莞诗歌写作者们颇为欣慰的。

        (二)

然而随着媒体和论者们对东莞诗歌写作者的靠近——东莞似乎成了“打工诗人”的大本营——这种对诗人生存状态与社会身份的强调,东莞诗歌生态已被高度抽象化与类型化。我想首先要澄清的是,东莞诗歌群体在被“强调”、被“关注”的同时,诗人们的诗歌价值已被严重扭曲和遮蔽,这也是我编选这本东莞青年诗选的初衷——最大限度地趋近于东莞诗人写作的事实与真相。

其中破坏性最大的,我认为是外界以“打工诗歌”作为标签对东莞诗群的指认或假设,这种先入为主的同质化思维,从开始就掐断了对东莞不同诗人真正阅读的可能性。可以说,对诗歌的社会学式解读是一种对诗歌的真正伤害。“受灾”最严重的莫过于“郑小琼”,这位先驱先觉、身怀绝技、具有启蒙者斗志,但仅仅有一个“外企女工”身份的杰出诗人,不断地被人冠以“打工诗人”代表的身份,成为这个时代被损害的群体的象征,她的诗歌写作成了这个时代社会学家或准社会学家争相抢夺的话语资源,而她真正的文本价值却少有人提及,每一次媒体的强势“席卷”,都留下惊人的空白,也令她无能为力。这个时代不应该缺少郑小琼的知音,不应该有如此“懒惰”的阐释者。郑小琼曾不只一次的责问批评家:你们认真读过我一行诗歌吗?这种“精神强奸”出现在一个诗歌著称的国度是极为罕见的。这不仅仅是东莞诗人们的悲哀,而是中国诗歌长期作为“附着物”存在衍生的又一例明证。

事实上,无论是方舟早在1993年拒绝在诗集中标注“中国第一本打工诗集”,还是柳冬妩公开声称“研究打工诗歌就为了让打工诗歌这个词消失”,也无论是郑小琼的无奈还是刘大程的申辩,都表明了东莞诗人内省能力与清醒度——诗歌就是诗歌,无关此类风月。无视这种诗人的真正立场而替其“代言”“托言”,我认为是一种公开的悍然“绑架”。真正读过郑小琼长诗的人都很清楚,在郑小琼的内心深处,有着比某些大牌知识分子更彻底也更本质的精神气象,她过人的勇气和智慧有待读者重新评估。

这仅仅是一例。

另外,现时媒体、刊物和论者对所谓“打工文学”的历史发展曲式逻辑的任意肢解(大量批评家或论者引用的资料滞后近十年)和混淆视听(亦不排除一些急功近利的诗人的推澜助波)已非一日,笔者今年与打工作家的“始姐”张伟明(“打工文学”理所当然发韧于深圳九十年代初)有过一次专门的对话,其中一个关键话题便是,如果有“打工文学”,真正的前驱者们早已不顾于这些空洞而无谓的说辞而更加沉着和深入,并自觉地“绝迹”于人们的视野,或小隐于乡间农场,或大隐于市。有感于此,笔者曾试图清理一下“打工诗歌”基本的脉络,但考虑到不属于本文的议题,在此不述。

呈现利于观察,观察是思考的起点,笔者希望本书全景式的呈现和扫描,能扭转这种误读的蔓延。

         (三)

也正因为上述种种,笔者在编选过程中,试图以零度情感贯穿始终,尽量勾勒出东莞不同诗人的本来面貌和一个地域的诗歌原生态。这是一种无立场的立场,一种敞开的姿态,即将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诗人尽入囊中,而不是以“我”为参照,“合我者入,异我者弃”,这一点与很多诗选家的做法迥然有异。笔者无意成为诗歌的甄别者,用自己的尺度量出诗歌的长短与优劣,而是由诗人们自己挑选出最满意的代表作。在笔者看来,诗歌写作永远是写作者内心的秘密事业,它的生成与品相永远关乎“这一个”,它的意义是自然的,就在那里敞开着,等待着有兴趣的读者进入语言的现场,共同生成。释义与“质检”都成为多余。因此,本书的成功编选,笔者只是一个发起者的角色,真正的努力来自全体在莞的诗人们。

在体例上,笔者也试图以姓氏笔划编辑目录顺序,但考虑到便于分类和诗歌界的检索习惯——以出生年代作为辑别的划分,却无意给出一个“年代性”的写作标签。事实上,六0后的诗人和七0后的诗人,七0后生和八0后,在某一维度上都有着相同的诗歌血缘和文化背景,没有绝对的分水岭。每一辑的作者排名也不分先后。如六0后以百定安、航亿苇打头阵,实在是出于笔者个人对两位诗人的尊重——他们的写作耐力和沉稳谦逊、不动声色的写作态度,应该是后来者学习的范例。特别是航亿苇、方舟作为早期东莞海平面诗社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对东莞现代诗歌的发展留下了重要的线索,并发挥了起搏器的作用;而何超群对东莞诗人整体的掂量与深究,留下了一位民间评论家芬芳的田野足迹。而柳冬妩、刘大程、彭争武,郑小琼、池沫树等人分别作为众多专业刊物推崇的七0后、80后的代表诗人,其重要性已毋庸置疑。

令人兴奋的是,不少诗人是在编选中第一次浮出水面,他们被忽视的写作事实需要重新打量。这样就有了对60后先行诗人的重新排列,对70后诗人的丰富与补充,对80后新锐诗人的超前推荐,对不同写作样式的坦然接纳,这也应该成为我的一种自我提醒。如散文作家塞壬的诗歌,有上古才女气韵的湘莲子的诗歌,小说作家环佩丁当的诗歌,早熟作家周冰洋的诗歌,本土大学生李文辉、李海默的诗歌,80后陈亚伟、知闲的诗歌等等,或品质纯正或诗思别致,而且都是首次进入我的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东莞作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快城”,很多诗人成为了它的“快客”——短暂的停留者,他们的转身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动人的背影。如诗人汪椿桦(现知名报人、时评家)、林林、楼河、曹煜等一大批诗人都在东莞创造了大量的诗歌力作,并参与了东莞的诗歌活动,实因笔者精力不逮,未及联系和整理(这些都是我熟识的,一定也存在我阅读视线不及的作者,如有遗漏,只好待以后再版时充实)。另外像杨克、韩东等著名诗人也在东莞逗留期间曾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歌,其中杨克的《东莞一块剩余的稻田》曾在东京国际诗歌节上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隆重推出,堪称一个时代的隐喻;韩东关于东莞印象的诗也曾在《人民文学》杂志重点推出;老一辈诗人中像韩笑、张永枚、吉狄马迦等都留下了作品;还有专攻旧体诗的本城诗人王一丁等,因不在本书的编选时域、对象或不在编选的诗歌体式,未作编辑,特此说明。

本书在策划之始,有意分“诗歌文本”和“诗歌散论”两大卷——后者拟从全国诸多批评家对东莞诗人的评论、序跋中整理一本关于东莞诗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性图书,文本和散论收集工作同时进行。但东莞诗人的数量大大超乎我的预计,近一百位诗人的诗歌文本已洋洋大观,如将诗歌散论合编一起,则需按上、下卷两册独册设计。考虑再三,暂先出诗歌文本选本,诗歌散论则待明年筹划后再行出版。

       (四)

在本书编选过程中,诗友祝成明参与了前期的策划和征集工作,何超群、郑小琼、刘大程、老兵、陶天财等诸友对本书的编辑策略、作品筛选、封面设计等提出了诸多宝贵的意见,保证了本书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温远辉、杨克十分关注本书的进展,杨克和诗人柳宗宣并在百忙中秉夜撰文作序,或高屋建瓴或细部精读,并在《文艺报》和《文学报》上推出宏文,何超群也送来了他解剖扎实的论文,这些都让笔者十分感动。

需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由东莞群众艺术馆支持出版,丛书主编、馆长何环珠女士全程参与了本书的策划,并进行细致的指导和跟踪,鼎力为笔者排忧解难,体现了艺术馆对创作文本集成工作的重视和对诗歌文本价值的尊重。副馆长、国家一级导演阮喜生亦放手让笔者开展工作,两位馆领导坚持不署名,甘当无名英雄,这种真正的扶持是东莞的文学之幸,东莞的诗人之幸。在此特别鸣谢。

       (五)

最后我想作如是强调:东莞的诗歌写作群体是动态的,是一个不断添加的概念;其写作经验是丰富的,瓷实的;其审美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它永远在路上,它行动着。

            2009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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