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东莞作品改稿会上,《诗刊》编辑与东莞诗人畅谈诗歌创作现状 |
“打工诗歌”提法遭炮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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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燕 廖杏子 来源: 东莞日报 入稿时间: 2007年11月0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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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视点: 包括何超群、方舟、航亿苇、刘大程、彭争武、郑小琼在内的十余位东莞青年诗人现场听取了三位专家的点评和讲解。会后,诗人普遍认为“很有收获”。尤其在不少东莞诗人正在面对的创作瓶颈期,这个看似简朴的改稿会的确产生了相当实质的影响。 除了诗歌文本的意义之外,诗人们也有了其他方面的心得——因改稿会而引发的更多和更深层次的思考。 作为一个诗人,首先不要局限于是某一方面的诗人。‘打工诗人’的提法是类型化、政治化和概念化的,和诗歌创作本身无关。这是对创作的束缚。”10月29日上午,“《诗刊》杂志社东莞青年诗人作品改稿会”在东莞群众艺术馆举行。《诗刊》编辑林莽、蓝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刘福春对东莞青年诗人的作品进行点评、分析。他们对“打工诗歌”的提法提出了异议,建议“在诗歌中树立中国传统风骨,不要带着标签去写作”。 他们鼓励东莞青年诗人“创作应该进入自由状态。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拒绝被类型化,也不要带着标签去创作”。改稿会后,不少诗人对改稿会上的收获颇为赞叹,不少诗人认为,自我命名为“打工诗人”并不利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成长。 就在不久前,“十月文学奖”在长安镇举行时,包括贾平凹在内的多位作家也对“打工文学”的“唯题材命名论”发出反对之声。“打工文学”作为某一个时期的概念产物,曾经在文学界和批评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曾经照亮过一些正在迷茫中的东莞诗人前行的道路。如今,越来越多的东莞青年诗人清醒地认识到:以题材和现实身份命名创作,只会局限诗歌上升的空间,同时妨碍自身成长为一名真正的诗人。 除了对“打工诗歌”对诗人创作上的束缚和局限进行炮轰外,三位专家还提到了东莞青年诗人在诗歌创作上应注意的其他问题。蓝野提出了“你为什么而写诗”的疑问。他说,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个人化”已经完成,对个人无限制的复制可以结束,应该到了问“我为什么写作”的时候了。现在的诗被政治化、社会化,有些人写诗的目的性太强,这些都损害了诗的本质。 曾经的“白洋淀诗歌群落”主要诗人之一、如今的《诗刊》编辑林莽,认为“大量的诗人是打工的,蓝野和我都是打工的”。并提出,打工者的身份不应该成为束缚诗人的创作的理由,以“打工诗人”自我命名是对作品缺少自信的表现,用其他概念来减低对作品的要求,是不对的。“天天拿自己的伤口给别人看,是一种没有精神力量的体现。除了痛以外,我们应该增强诗人的风骨,放下脆弱,放下多余的敏感和自尊,让内心强大起来。” 他们还提出,诗人要“认真挑剔每一首诗”,对语言的准确性作反复的追究。他们也认为,有些东莞诗人的作品太理性化,直觉太少,诗因而显得干巴巴缺少味道。 “东莞不少诗人的诗写得很好玩,但又纯粹太好玩了。这也是时下整个社会的通病,把调侃当作清醒的表现。我们应该在诗歌中重塑人文意识和人文精神,在诗中渗透人文精神,不能把风骨丢掉了。”专家鼓励东莞诗人,要把诗歌的艺术和中国传统精神联系起来,在诗歌创作中追求“苍茫感”。 这次活动由东莞市作家协会、东莞群众艺术馆主办,是东莞首次举办类似的诗歌作品改稿会。从今年开始,计划今后每年举行一次东莞诗歌作品改稿会,将邀请中国诗歌界的专家、学者,对东莞诗人的作品进行点评。 方舟:要成为真正的诗人很难 《诗刊》对东莞青年诗人帮助很大,很多人认为《诗刊》是“皇家”刊物。90年代初,东莞好几个诗人都以组诗的形式上过《诗刊》的头条。 我一直认为,东莞的诗歌是东莞文学创作中最成熟的一支队伍,在国内刊物发表作品也是最多的,很多诗人引起了关注。东莞“70后”、“80后”的诗人很有潜力,但东莞诗人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东莞诗人大部分生活环境都还不稳定,写作环境和条件不是很好,对写作不是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因为客观现实条件限制了诗人的发展。 此外,我认为东莞这一代的年轻诗人需要增强学养,开拓他们的艺术视野。现在普遍年轻诗人的知识结构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我觉得诗歌是综合的艺术,是艺术中的艺术,对语言的要求非常高。像国外那些大诗人都是大家、专家,普希金写过大戏剧、写过长篇小说,像歌德本身也是思想家。但在中国,诗歌写作成本比较低,很多年轻诗人知识、艺术、学养不足。在现在这个网络资讯时代,获取诗人的名号不难,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很难。 诗歌是没有功利性的,现在的诗人要克服的就是那种浮躁心态,虽然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但是越在这个情况下诗人越要保持心态,要落实阅读和写作,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而写诗?诗歌与作者是息息相关的,诗歌应该有作者生命的气息在里面。但是现在很多诗人心里已经被淘空了,已经没有表达的需要了,他还在写。我不相信很多诗人都有那么多的才华,如果写作不是发自内心的需要,纯粹是为了写作而写作,那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何超群:诗人间太熟悉阻碍诗歌交流 诗人无须对创作身份特别在意。创作就是创作,和其他无关。东莞诗人中有大量的新莞人诗人,占到了一半以上。他们的创作面临自我突破的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存在的问题一无所知。有的只停留在“能发表作品”的要求上,这对诗人来说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要克服自身的不足,就要明白自身创作上的薄弱处。对此,《诗刊》编辑看得比我们更清楚。 这一次改稿会,《诗刊》的两位编辑对每一个人的作品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我想,这对东莞诗人来说是最有收获之处。在东莞,大家经常见面,彼此熟悉。也正因为太过熟悉而对诗歌的交流产生了障碍。有时候,对他们的诗歌提出一些意见,一些诗人也难听进去。他们可能会认为:“你写诗也不过如此,有什么资格批评我?” 邀请一些外来的专家来提建议,他们每天面对大量的全国诗歌,站的位置不同,了解得也更为客观和全面。请这些人谈诗,他们带来了纯粹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出发的观点,这样,也许诗人更能听得进去一些。也更有利于东莞的青年诗人发现自身在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成长和提高。今后,这样的改稿会准备每年举办一次。 陶天财:东莞诗人普遍“为稻粱谋” 与其说是改稿会,不如说是检验会。这次参加改稿会,对自己的作品又有了全新的认识,总结为7个字:率性,传统,不入世。包括我在内,东莞诗人,普遍“为稻粱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准自己的方向,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就叫做“精耕细作”。真的,是时候了! 郑小琼:“打工文学”并非东莞特征 我认为东莞诗歌整体发展不错,至少从这几年来说,无论是诗歌创作的人数,还是作品的质量。东莞诗歌创作最大的问题是题材普遍不开阔,技术与技巧有待加强,这样的改稿会可以说是从外界的角度看东莞诗歌文本,他们指出的一些东西可以说给东莞诗人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比起一些诗歌节或其他方式,改稿会肯定是诗人提高的最好方式,因为这是就文本而来的。就我个人来说,一直想如果能够组织起来,每个月固定一个时间,做个东莞作者现场交流诗歌的月末沙龙。 外界一提东莞就是打工题材的诗歌,或者痛,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我们反省一下,是不是恰好因为我们视野不开阔造成了题材单一呢? 不管是诗歌界还是文学界,包括在长安的十月文学奖,那些作家一提到东莞,就是打工文学,好像整个东莞只有打工文学。这是错误的。在东莞,我们可以做一下分题材考察,打工小说几乎没有一个叫得响的人或者作品,散文打工题材占得非常之小,打工题材的诗歌相对多一点,所以说打工题材作品在东莞并不是显著特征。 为什么一提到东莞就想起打工文学?我想可以从两点来说,其一,那些所谓大家根本不了解东莞文学,包括在长安十月文学奖上的那位大家,可以说基本没有读过东莞作者的作品。东莞最好的作家之一曾明了,她的作品就与打工题材无关。其二,某种政治原因,将打工文学这个题材放大了。很多人想当然地把东莞这个打工者占绝大多数的城市的文学看作打工文学了,包括我自己都有这种放大。我写了近600首诗,打工题材的只占到了150首左右。但别人基本把我贴上了一个打工文学作者的标签。如果认真读过我的诗歌,都知道,我影响大一点发表得多一点或者说获奖的作品,绝大多数并不是打工题材作品。 刘大程:生活让作品留下仓促的痕迹 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讲得还是到位的。包括对几名东莞诗人作品的点评、对诗歌的见解和对一些诗歌现象的看法,其中谈到的一些东西我深有同感,也是我平时在思考的,比如诗歌的独特语境、人文关怀、母语写作及当下诗坛的一些不良现象等。当然,不同的个体也许会有不同的感受。 东莞诗人的创作,除了少数诗人把写诗当回事认真做以外,普遍有一种不稳定性,这与生存状态和工作状态大有关系。太忙碌,太多的时间用在诗外的事情上,难得潜心琢磨诗艺、写作诗歌。这样的写作常常会让作品留下仓促、随意的痕迹。另就还显得狭隘单薄了些,缺少冲击力,尚需拓展和提升,包括语言、题材和内涵、境界! 航亿苇:诗人不应当贴标签 《诗刊》及社科院文研所的老师这次来东莞,最大的意义是帮助东莞诗界提高创作水平及改变我们自身的思维误区。比如说诗人是不应当贴标签的,所谓打工诗人、保安诗人、农民诗人等标签,会使诗人的创作追求低俗化、媚俗化,远离了真正的诗歌精神。 再有一个问题是东莞诗人群体需要全面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大量阅读和广闻博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个人精神视野不够开阔,仅仅局限于当下的、眼前的甚至偏执的东西,那么,充其量是玩弄诗歌或借诗歌达到某种低俗目的而已。 要创作出伟大的诗歌,首先必须获取伟大的精神境界。最高的诗歌作品是与人类的终极关怀相关联的。仅仅满足于表象的或浅层次东西的所谓诗人,并不能真正拥有诗人的内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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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焦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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